短篇小说孙睿：半岛bandao体育年年有鱼

一道白烟儿从煎饼车里不间断地冒出来，像段一米长的白纱在空中轻舞，烟儿到了一米以外的地方便消散了，但香味儿还在。崔国利双手各持一柄钢板小铲，在饼铛上煎烙着一块面饼。两柄小铲如两根线绳，让与它们连接的面饼像木偶一样听任调遣，一会儿这面朝上，一会儿那面朝上。现在两柄钢铲又像夹子一样伸进调味盆，将里面的洋葱末出一撮，撒在已经煎熟的烤冷面上，然后小钢铲就成了明晃晃的两把刀，左右轮番，此起彼伏，将洋葱剁得更碎，让汁液融入附着鸡蛋的面饼中。白烟儿更白了，消散后留下的味道更浓了。

背着书包在一米外等待的小胖墩已经咽了半天口水，因为胖，埋在胶原蛋白丰富的肉下的喉结不易被察觉地上下滑动，不止一下。这让崔国利的动作更加流畅，不自觉加入提腕、甩肘等以前未使用过、也未意识到的花活儿。

太阳此刻就在崔国利左手的前方，已经快挨到那片高层塔楼的楼顶，它射出的光穿透煎饼车的玻璃框架，然后不知道又发生了怎样的折射和反射，其中一束落在不规则运动着的钢铲上，犹如一抹刀光——在与饼铛有限的接触里，钢铲锃亮的金属面尚未受损——也带着寒意，晃了一下崔国利的眼睛。崔国利自如洒脱的动作瞬间硬化，又借着惯性剁了几下，才停止动作，闭上了眼睛。

一直等着出锅的小胖墩关切问道，叔叔，洋葱呛眼睛了吧？崔国利没有摇头，也没有点头，刚才的寒光让他心头一紧，感觉自己被扎了一下。他闭着眼睛，调整了呼吸，睁开眼说了个“没事儿”，便继续操作。他用右手的钢铲抵住面饼，左手的钢铲再次被当做刀使，将面饼竖着划了几道，又横向按了几道，完整的面饼变成一块块小方片儿。然后左手的钢铲又恢复了铲子功能，将这些面片儿盛进纸盒，扎上三根牙签，从煎饼车的玻璃窗后传递到小胖墩手里。小胖墩的手已经等在空中，接过纸碗时说，您是左撇子呀，怪不得做出的味道和别人不同！不等崔国利作出回应，小胖墩已把烤冷面端到一旁，倚着电线杆享用起来，之前他已经付过钱。

小胖墩吃得狼吞虎咽，崔国利悬着的心也落了地，点上一根烟抽起来。心里刚才紧了的那一下，还没完全过去，但对此刻已构不成影响，崔国利不再理会它，任其自生自灭。

小胖墩上六年级，今天是他第十二天来吃烤冷面，这是他吃的第十五碗，前三天都吃了两碗。崔国利第一天出摊儿的时候，第一份烤冷面就卖给了小胖墩。那天他吃完第一碗，又要了一碗，说太好吃了。崔国利知道，小孩们所谓的好吃，就是有些滋味罢了，其实这玩意儿没什么营养，主料是淀粉掺碱面，除了磕的那个鸡蛋还算正经东西，剩下的就靠各种刺激性调料让口腔兴奋起来。对于小胖墩刚才说的“左撇子做出来的味道就是和别人不同”，崔国利认为，不过是他放的调料恰好正中小胖墩的味蕾而已。

那天崔国利看着小胖墩吃得狼吞虎咽，就跟他开玩笑，说，这么胖了，还吃。小胖墩听不出是玩笑，认真作答说，回家我爸不让我多吃，逼我减肥，我吃不饱，只能先在外面吃个半饱，然后回家再吃一点。吃完第一碗，小胖墩又要了一份。崔国利是卖烤冷面的，靠这个养家，他才不管这个吃多了会不会变得更胖，便又给小胖墩做了一份。接下来的两天，小胖墩又是放学路过这里，吃完两碗再回家。第四天，小胖墩只吃了一碗，说他爸给他量体重，发现胖了两斤，骂了他一顿，他只能控制自己。从此，每天放学，小胖墩都会先在这儿吃上一碗烤冷面，然后擦掉嘴上的油，满足地朝家走去。

小胖墩前后吃了十五碗，不是崔国利有心一碗一碗地数着，是他清楚记得今天是自己出摊的第十二天，也是出狱后的第二十一天。

十二年前，崔国利从本市的阀门厂下岗后，自谋生路，在商贸城二楼租了个服装摊，成为个体户，卖衣服为生。商贸城是新开业的，一共三层，一楼是小商品区，二楼经营服装，三楼是家具和家电。各层都有管委会办公室，一个办公室安排了一个主任，负责管理本层商户，物业和居委会的作用兼而有之。服装这层的主任四十来岁，酒糟鼻子，一副大红鼻头儿戳在脸上像个熟透的草莓，却让人不想多看。不知他怎么就来这层任职了，用当地话说，人特揍性。有个一官半职，便对商户们吆五喝六，找他办点事儿，永远叫你等着吧，一等就是好几天，具体几天，得看你什么时候把东西送到他的手里——如果是卖鞋的，送一双鞋，事情便能很快解决；如果是卖内衣的，送他两条裤衩，说透气不勒，问题的解决也近在眼前了。开业一个月后，商贸城原配的不锈钢卷帘门坏了，按说是质量问题，商贸城应该负责修。崔国利去办公室说明情况，酒糟鼻给他做了登记，然后就让他回去等着吧。崔国利知道他什么意思，但崔国利性子直，不惯他这毛病，就是不送东西，宁可自己那间商铺的门不能完全打开，个儿高的顾客进出门都会磕脑袋。很多逛店的看卷帘门没完全打开，以为这里暂不营业，便也不再往里走，买卖因此也耽误了。

崔国利卖保暖衣裤，旁边的商户跟他说，送酒糟鼻一条秋裤，就说给嫂子穿，明天门就能彻底打开。崔国利倔，说我就不信不给他东西，他就能不给我修门！

一周后，崔国利的门还是那样子，他又去找酒糟鼻。酒糟鼻说，商户进驻前，门坏了商贸城负责，你都用了一个月了，说明是你自己弄坏的，自己解决。崔国利没办法，只好在立冬那天送出保暖裤，门的问题解决了。他心里的门又关不上了，每次和酒糟鼻打照面经过，也不理他，直目楞登走过去，当他不存在。

第二年春天，二楼在过道立了两排柜台，打算出租这些位置。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二楼管理者想出的创收办法，柜台是他们拉来的，到时候租金就收入自己的小金库。崔国利的店铺挨着过道，平时开门后，他会把模特大腿和库存货物等杂物从店里搬到过道，这样屋里就显得豁亮了，打烊时再挪回屋里。现在过道变窄，经营受到影响，便去办公室讨说法。

崔国利说，当初租这门脸儿，就是看中它挨着过道，位置好，现在旁边摆上柜台，挡了店面，也碍事儿他摆东西了，要求管委会停止招租。酒糟鼻说，过道本来就是商城公共面积，不能摆东西。崔国利说，房租不止按店内面积交的，公摊面积也给算进去了，既然交了这份钱，就可以使用这些面积。酒糟鼻说，公摊面积是大家享用的，不是你独占的，你从那儿走可以，摆东西不可以。挡了大家的面积，但摆上柜台，可以招揽更多顾客，利益大家。崔国利说，过道弄得这么拥挤，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，着火了人都跑不出去。酒糟鼻说，不可能着火，家家都有灭火器，火星一起来，就能滋灭。

崔国利无功而返。回到店里，看着玻璃墙外面的那些柜台，越看越气，就给消防队打电话，说这儿存在消防隐患，过道拥堵，不利于人员疏散。没一会儿消防队来人了，酒糟鼻陪着，拉尺子量了柜台外过道宽度，确实不够标准，就叫人把两排柜台往中间推推。柜台之间的空间小了，过道看上去并没有宽出来多少，但合乎标准了，消防队的人就撤了。送他们走的时候，酒糟鼻看了眼崔国利，看完是先闭上眼，把头扭过去后，才睁开眼，并微昂起脖子。这样的一眼，把崔国利看得生疼，感觉自己被酒糟鼻的眼皮夹了一下。

很快那两排柜台就被新入驻的商户填满货品，还有人充分利用空间，在柜台上立起展架，变成一堵堵矮墙，挡住了崔国利的店。他的店，原本是过道丁字路口最抢眼的位置，两面玻璃窗，展示面积大，现在被新增添的这些柜台淹没覆盖，进店人数肉眼可见地少了。每天酒糟鼻像检阅一样，从那些新立的柜台前路过，摊主们主动和他打招呼，还偷偷往他手里塞东西。酒糟鼻拿着那些东西，像带着战利品，从崔国利的店铺前招摇走过，盒饭吃一半的崔国利扣上饭盒，拧开矿泉水瓶，咕咚咕咚灌自己。

第二天上午，商贸城正上人的时候，崔国利挪动货架，把挨着过道的那扇落地玻璃墙露出来，把本就锃亮的玻璃擦得更亮，屋内显露无疑。他拎起一条秋裤，用打火机点着裤脚的线头，火苗向上燃烧，越烧越烈，引燃了秋裤的布料，随后，一撮火苗变成了一片火焰。崔国利面无表情拎着燃烧的秋裤，站在玻璃窗前，直到那团火焰要烧到手的时候，才松开。火团掉进下方的铁桶里，继续燃烧，冒出青烟，桶里燃烧的秋裤残骸渐渐变成一团黑色的灰烬。这一场景，引得顾客无心选购商品，纷纷掏出手机拍照，也引来管委会的人。

酒糟鼻带人进了崔国利的小店，问他折腾什么呢。崔国利说处理库存，外面不让堆放，屋里又摆不下，只好烧掉。说着又点着一件保暖内衣，用晾衣杆挑着，左右摇摆，仿佛一个身上起火的人正翩翩起舞。玻璃门外，商家们大概也知道崔国利此举用意，饶有兴趣注视着屋内。

酒糟鼻说，引起火灾怎么办？崔国利说，我屋里有灭火器。酒糟鼻说，你这弄得也太呛了，别的商户怎么做生意？崔国利说，那也没有你们那儿呛。说到了酒糟鼻的软肋。平时酒糟鼻叫一群狐朋狗友在办公室扯淡打牌，烟不离手，商城装的是中央空调，每个房间的上方都通着，挨着他们的商户闻着烟味苦不堪言。酒糟鼻又说，你不要带着情绪做事。崔国利不理他，继续烧。酒糟鼻企图拉拢周围商户，用集体情绪制止崔国利，说，你这样造成的影响很恶劣，耽误大家挣钱。但这次，大家站在了崔国利这一边，并没有表现出抵触。平时大家面上哈着酒糟鼻，给他点儿颜色看看，乃众望所归。跟耽误半天买卖比起来，大家都更愿意看崔国利多烧几件衣服，忍气吞声的结果只能是让酒糟鼻的专横变本加厉。甚至有人悄悄找出自家过季服装，准备等酒糟鼻走后，给崔国利送去，为他输送弹药。

酒糟鼻见劝阻无用，便留下一句话：见好就收吧，再烧下去，后果自负！说完便走了。崔国利用几件保暖衣裤打击了酒糟鼻的嚣张气焰，赢得了商户们的尊敬。有人进店慰问，给崔国利递上烟。火还没灭，崔国利把烟伸进火苗点燃。窗外的商户看到，纷纷拿烟进来，借此圣火，点着自己手里的烟，扎堆儿抽了起来。

民众的拥戴像一阵鸡血注入崔国利体内，本来他打算收手了，听到大家对酒糟鼻的种种抱怨后，他决定再玩一下午，替大家出口恶气。中午饭是旁边的商户订的，不由分说，直接叫外卖送到店里。几个年龄相仿的男店主跟崔国利一起吃的，每人还吹了三瓶“勇闯天涯”，喝得心情舒畅。

崔国利不会白吃白喝，酒足饭饱后，又翻出一摞打底裤，一条条烧了起来。烧到最后一条的时候，警察来了，挤进人群，拎起崔国利店内的灭火器，浇灭着火的打底裤，顺便劈头盖脸滋了崔国利一身，然后以扰乱公共秩序为名，把他带走了。

两个礼拜后，崔国利胡子拉碴出现在商贸城。那天被警察押走，没来得及锁店门，拘了十四天，现在才放出来，他去办公室取店门钥匙——后来是管委会替他锁的门，钥匙在酒糟鼻那儿。

酒糟鼻从抽屉里拿出钥匙，没立即交给崔国利，攥在手里问他，在里面没受委屈吧？崔国利故意说，没发现我都胖了吗？酒糟鼻坐在老板椅里笑了，说，确实有点儿发福。说完，把钥匙往桌上一扔。桌面滑，钥匙没停住，离开桌子，落到地上。酒糟鼻说，对不起啊，手上没准儿。崔国利站着没动。酒糟鼻点上一根烟，站起来，转身推开窗户，背对崔国利说，以后别瞎折腾，再被逮进去，还得胖，胖了还得减肥，多累呀——而且你看，我是在屋里抽烟，但烟都跑外面去了，呛不到商户，你挑我这毛病也没挑到点儿上。说完酒糟鼻不再看崔国利，兀自对着窗外抽。

崔国利瞥见桌上的水果刀，酒糟鼻正背着身，他便把刀拿到手里，俯下身，但是没有捡起钥匙，而是钻到办公桌下面，展开水果刀，照着酒糟鼻右脚后脚跟上面的那条大筋一抹，“噗”一声，酒糟鼻身体向右侧倾斜了一下，哀嚎着倒地。

从此，酒糟鼻在商贸城消失了。崔国利也因此被判了十年，罪名是故意伤害。酒糟鼻的两根脚筋被挑断了。崔国利在割断酒糟鼻的第一条脚筋后，又在他倒地后，上前攥住他的左脚，把水果刀横向一挥。酒糟鼻从此再没有站起来过。那天崔国利选择“挑断脚筋”这种江湖上流行，但未必有多少人真敢用的方式完成自我表达后，带着水果刀，打车去分局自首。

宣判前，酒糟鼻家人索要一百二十万赔偿金，崔国利家人拿不出。他单身，就两万块积蓄，父母还在上班，东拼西凑把十八万送到酒糟鼻家，酒糟鼻坐在轮椅上欲哭无泪，说，就不能再多点儿了吗，我都这样了！最终因赔偿金数额没能满足酒糟鼻的要求，崔国利被重判，按致人重伤罪上限十年拘役。

入狱后第三年，崔国利表现良好，正准备给他减刑，却传来酒糟鼻去世的消息。因久坐轮椅，缺少活动，器官机能下降，加之情绪低迷，长期嗜烟酗酒，身体难受，一检查，肝癌晚期。从查出来到去世，不到半年。受害人死亡，崔国利的刑没减成。

役满十年，崔国利出来已经三十八岁。父母都退休了，十年里省吃俭用又攒了点儿钱，都拿了出来，给他做小买卖用，知道他现在想正经上班已不太容易。

进去前，崔国利只知道有“朝鲜冷面”，出来后，发现大街上流行一种叫“烤冷面”的小吃，很好奇，吃了一碗，挺香。在里面吃不到调料这么丰富的食品。边吃，崔国利边跟老板聊天，一碗吃完，也大致知道成本和窍门了。

一周后，他弄了辆煎饼车，玻璃窗上贴着经营项目，煎饼、烤冷面、烤鱿鱼、铁板金针菇都做，一个饼铛，弄熟一切。本打算第二天一早出摊儿，崔国利选中一片新小区的门口，配套设施还没建起来，上班族没地儿吃早饭，正好卖他们煎饼。现在看着煎饼车停在那儿，崔国利手心痒痒，急于出摊儿一试。于是就赶在黄昏放学的时候，把煎饼车停在中学后门的那条路上，小胖墩便成了崔国利的第一位顾客。

崔国利是第一次出摊儿，但之前已在家中的饼铛上苦练多日，火候掌握得当，调料量拿捏准确，第一单就拴住小胖墩的胃口。此后的十一天里，崔国利早上服务匆匆忙忙的上班族，过了十一点就转移阵地，去服务饥肠辘辘的学生族，一直待到学校锁门；然后灭了火，自己点根烟儿，磕俩鸡蛋摊在饼铛上，用余温自然煎熟。期间他收拾好家伙式儿，拧紧调料瓶，盖好盛放香菜蒜末葱花的不锈钢盆，烟抽完，活儿干完，鸡蛋也熟了。吃完一抹嘴，把改造过的三轮车打着火，骑着回家。三十八岁以后的生活，就算开始了。

现在崔国利看着小胖墩狼吞虎咽吃得一脑门汗，从车里拿出瓶矿泉水递给他，小胖墩说不用，崔国利说喝吧，不要钱，慢点儿吃，细嚼慢咽不容易胖。小胖墩接过水，说，谢谢叔叔，灌了一大口，喝完冲崔国利咧嘴一笑，继续埋头吃起来。突然一辆吉利帝豪停在小胖墩跟前，小胖墩瞬间嘴脸僵住，丢下装烤冷面的纸碗，转身就跑。帝豪驾驶室蹿出一个中年壮汉，三步两步追上小胖墩，一把揪住他的书包。小胖墩动弹不得，求饶说，爸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吃了！

中年壮汉揪着小胖墩往车里走，走到车前瞥了煎饼车一眼，只是想对摊主表达出愤怒之情。家长都反感这些街边售卖的小孩食物，除了解馋，只剩百害。结果这一眼，让中年壮汉获得了意外信息，他都转回头了，又扭过来，看了崔国利第二眼。崔国利不认识他，但从他的眼中，崔国利知道自己被认出来了。当年挑断酒糟鼻脚筋的事儿在当地广为流传。

车开出两百米，突然停住，小胖墩跑出车外，扶着路边的树呕吐起来，翻江倒海，哇哇不停。崔国利拿起小胖墩落在他那儿的水，准备送去，小胖墩看到崔国利走来，赶紧蹿回车里，车提速开走了。

第二天，崔国利还在这儿出摊，到了放学时间，看见小胖墩走在马路的另一边，低着头只顾朝前走，快走到煎饼车对面的位置时，竟健步如飞，直到把煎饼车甩在身后才减速。第三天以后，崔国利再没看见过小胖墩。后来有一天，也是几个小学生等烤冷面出锅的时候，又过来一个骑车学生，大声招呼守在煎饼车前的那些学生，你们怎么还吃这家的东西呀，没听胖子说吗？那几个学生问，胖子说什么了？骑车的学生没说话，蹬上车就走，骑出老远，才回头喊道，这老板杀过人！那几个学生听傻了，回头看着崔国利不敢说话，等待确认。崔国利说，是真的。听完，那几个学生愣在原地，目光慢慢垂落，停到冒着热气的饼铛上，烟雾缭绕，崔国利关了火，把做好的烤冷面盛入纸餐盒中。第一铲子盛好，准备盛第二铲子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学生转身撒腿就跑，另几个学生也二话不说，像捅了马蜂窝，狂奔而去，烤冷面也不要了。

你敢吃杀人犯做的烤冷面吗？这成了学生中间流传的一个冒险游戏，越传越广，没人来挑战，烤冷面卖不出去了。崔国利知道那天小胖墩为什么呕吐了。再摊煎饼的时候，手变僵硬，以前腕子一拧，转一圈，面糊就能变成一张纯圆的煎饼，现在得转两下，才能画出一个圆，还抹不均匀，面饼上都是洞。

靠手艺活儿吃饭，手没了自信，那就完了，不得不换工作。崔国利在里面待了十年，已经和外面的智识型社会脱节，脑子里仅存的一点儿知识就是犯什么事儿会判多少年，日常生活中用不到，只能去扛大个儿。崔国利去了搬家公司，搬家不靠手，靠体力。崔国利有的是力气，攒了十年的力气，和积存的怨气。

一辆搬家车上配俩人，一个司机，一个纯干活的，两人都要动手搬。崔国利就是那个纯干活的。搬家的起步价是两百，公司留一百，剩下一百两个人分，司机六十，纯干活的四十。平均算下来，搬一车需要三四个小时，一天最多搬四车，收入有限。所以司机——他是这趟车的老大——会以东西太多装不下，或电梯进不去，需要走楼梯为由，让客户加钱。哪怕加五十块钱，也相当于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。公司允许师傅们这么干，毕竟挣的是辛苦钱，每个行业都有潜规则。司机抬价的时候，崔国利不插话，就在一旁等着，价格谈拢，他就动手搬。也有个别主顾偏跟他们置这口气，不纵容坐地起价的行为，宁可不搬了，再找别的搬家公司。但大多数人不会为这百八十块钱改变计划，这天往往是特意挑选的搬家吉日。

价也不会说涨就涨成，往往需要唇枪舌剑一番。崔国利摸索出规律，你来我往的过程通常在二十分钟左右，可能这时候是人的疲劳期，主顾被说烦了，时间宝贵，便应了。有一次司机刚和女主顾讨价，男主顾出现了，问怎么回事，然后看到了坐在一边抽烟的崔国利，两人认识，都在商贸城练过摊儿。男主顾说三百就三百吧，然后跟崔国利打招呼，还给他和司机从冰箱里拿出雪碧。搬好后，男主顾还要留他们在新家喝茶，女主顾态度也不一样了，特意买了两盒烟送给崔国利和司机，显然她知道了崔国利是谁。这种热情令崔国利难堪，他没有坐下，东西搬完手都没洗，憋着尿就走了。

干了半年，崔国利看清一个事实：大部分不认识他的人，对待他和司机都很冷漠，指手画脚；而一旦认出他，立马客气起来，头都会随之前倾。对此崔国利很受挫，说明他在旁人心里，还是一个杀人犯。

他觉得有必要离开这座城市，这里太小了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，至今挥散不去。父母身体尚可，崔国利决定去南方，离这儿远点儿。

到了南方，崔国利的第一份工作仍是搬家。跟别人比起来，除了力气，他找不出别的能拿出手的东西。南方一片繁荣景象，大家竞相开店、办厂、弄公司、迁新居。崔国利一天忙到晚，熬了三年，干过各种活儿，掌握各类客户需求后，买了面包车，开始干货拉拉，也当司机也搬货，进账多了，还找了女伴，一起生活，并有了结婚的打算。

一天崔国利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以前找过他的一位叫扈明的主顾，对方挺客气，问他最近忙不忙，有点活儿想找他帮忙。崔国利记得这位主顾，四十上下的男性，刚干货拉拉的时候给他搬过东西，是一地的书，打包成一个个小箱子，受累不讨好的活儿——总体积不大，一车倒是拉得下，但搬上搬下麻烦，单件还重。崔国利正琢磨该怎样找个借口取消这单，对方先摆出态度：师傅你别为难，都是小件，得一趟一趟搬，搬完给你加点儿辛苦费。对方先这么说了，崔国利也不好意思再问辛苦费是多少，就干了。东西琐碎，崔国利又是一个人，不好搬了，这男的就上前搭把手儿，也一直没闲着，反弄得崔国利有些过意不去，心想，辛苦费给不给、少给点儿，都无所谓了。最终辛苦费还是给了，给得也合适，符合他之前的预期。崔国利对这人印象不错，言而有信，又不抠抠索索。

现在这人又来找崔国利干活，他觉得应该去，哪怕不好搬也得帮这个忙，没问搬什么，便当即答应。

到了约定地点，是湖边，小码头停着船，一筐筐注了水的活鱼已经在箱式货车上码好。旁边有几个人，扈明也在其中，正双手合十置于胸前，冲着鱼筐念念有词，崔国利听来，像在念经。他走上前，和扈明打招呼，说，约的两点，我没迟到吧？扈明仍保持着双手合十的动作说，没迟到，还没开始，稍等片刻，说完继续念诵。崔国利在一旁认真听了听，一个字没听懂，听节奏就是像在念经。

念完，扈明和这几个人冲着鱼筐缓慢鞠了一躬，合十的双手放下，恢复生活常态。扈明告诉崔国利，活儿就是把筐里的这些鱼搬到船上。崔国利怕自己听错了，重复了一遍，扈明说对，我们要放掉这些鱼。崔国利来不及理解这种行为，已经有人跳上车，开始卸鱼。他赶紧参与其中。

扈明让崔国利别着急干活儿，给他安排了具体工作，就是把别人从车上卸下来的鱼筐搬到船上，像在车上码放的那样，再一筐筐整齐摆好。

崔国利照做。活儿不难，同一套动作不停地重复，但鱼筐沉，连鱼带水，得有四十斤。不能干快了，扈明嘱咐过，别把鱼甩出来，尽量稳。一货车差不多两百筐，估计搬完，明天腰会酸两天。工作量显然比一车货拉拉大，工钱多少，崔国利边干边合计，他猜扈明应该不会亏着他的。

卸车比装船快，货车空了后，那些人开始把地上的鱼筐往船上搬。崔国利也不知道他们这算帮自己的忙，还是也来挣钱的。

都搬完，大家上了船，扈明让崔国利也一起。驶至湖中央，他们就把一筐筐鱼倒入湖中，扈明让崔国利也倒，要慢一点儿，筐尽量贴近水面，动作柔和，别惊着鱼。原来放生是这样。崔国利倒了几筐后，心慌起来，看着一筐筐鱼投入湖中，无异于一摞摞钱随手扬掉。同时他也清醒地知道，自己是来干活的，手脚要麻利。

放完鱼，坐船回到岸边，众人告别，纷纷散去，剩下扈明和崔国利。扈明问，崔师傅，今天的活儿怎么收费？崔国利就怕别人跟他客气，这么一来，反而不好开口。崔国利咂咂嘴说，比搬书累点儿，主要是量大，加个油钱吧，来这儿多跑了四十公里。城里的公园不让放生，扈明他们只能在郊区找地方。扈明说，回去也得多跑四十公里，说着掏出准备好的钱递到崔国利面前。崔国利接过，数完，又咂咂嘴说，是不是有点儿多了，说着抽出一张退给扈明。扈明说，不多，收着吧，下回有这事儿还得麻烦你。

听说还有下回，崔国利就多问了两句，你们经常放鱼吗？扈明说，每周一次，以前搬鱼的师傅回老家了，需要再找个师傅，你要是愿意，以后每周都找你。崔国利说，倒是愿意，就是有点儿干不习惯——一车鱼得多少钱呀，说倒就倒了？扈明笑了，说，我们是一个放生小组，已经放了很多年，全国各地都有人汇钱来，让我们帮着买鱼放掉，为自己积功德，收到多少钱，我们必须放掉多少鱼。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放鱼？崔国利问。扈明说，他们想帮助到自己。

崔国利没有再往下问，他决定以后每周都来，干着干着，就懂什么叫“帮助到自己”了，这几个字让他有种莫名的兴趣。

渐渐地，崔国利搞明白扈明这伙人是怎么回事儿。放鱼是“副业”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，平时各忙各的，放鱼的时候才凑一起。他们是一群在家的学佛人，也有老婆孩子，像扈明，还是一家民营公司的副总。这些人有个统一的老师，见面学习的机会少，他们就跟着老师的直播讲座学。老师已过六旬，信众广泛，自青年时代开始放生，追随者日渐增多，现在形成一定规模，扈明就是其中之一。

早些年老师腿脚利落的时候，也会到放生现场，亲力亲为，后来行动迟缓了，放生的统筹管理等事务就交给专人去做。扈明在放生过程中展现出良好的组织协调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，师父便把这事儿交给他。能多为师父做事情，是扈明的心愿。他在一家设备制造公司当销售副总，很多业务靠电话就办了，不需要去公司的时候，就专心操持放生的事儿。放虽然半天够了，但前期的买和联络更费时，每放生一次，至少忙活两天。从放生上的投入，能看出学佛的投入。

因为每个人放生完还有工作要干，不能把自己耗得筋疲力尽，所以每次需要一个人专门来搬运，这就找到了崔国利。一来二去，崔国利和扈明混熟了，问他为什么要学佛。扈明说，心里不安，所以学。崔国利又问，学了就能安了吗？扈明说，这得你自己试。崔国利继续问，佛教都教什么？扈明说，与人为善，多做好事，学会放下，修炼忍辱，什么都教。崔国利说，那怎么学呢？于是扈明就带着崔国利一起学，再看师父直播授课的时候，也叫上他。

那些课，崔国利不全能听懂，似乎又感觉说得全对，有点儿听上瘾，只要没事儿，赶上有课，就会去听。慢慢地，扈明不再管崔国利叫师傅，改叫师兄，学佛的居士相互间都这样称呼。扈明也开始关心起崔国利的生活，问他一个北方人，为什么来这边生活。崔国利被人多次这样问过，对答如流，说老婆是这里人，这边过日子也比老家舒服，他就留下了。

每次放生，崔国利看着一条条即将变成腹中餐的鱼再获新生，翻晃着白肚皮欢畅游走，他也欢快起来，觉得这活儿干得挺有意义。收工的时候，扈明给他工钱，他没要，说算他也给放生捐次款。扈明便收好钱，拿出本子，写下崔国利的名字和数额，合上本子后说，随喜师兄。

崔国利渐渐觉得自己也成了扈明他们那样的人。出狱快四年了，他“帮助到自己”，重新体会到快乐。

有一天，崔国利做了个梦：自己在游泳馆游泳，越游越深，身边的人越来越少，声音渐无，最后就剩他一个人了。他继续往深处游，也不需要换气，遇到一群红色的鲤鱼，它们跟他自来熟，围住他，啄去他身上的污垢，弄得他又痒又舒心。他在水里翻了几个身，一会儿仰泳一会儿蛙泳，红色鱼群跟随着他，啄干净身上的秽物，又去啃他脚上的陈皮。正享受着，突然一条脊背黑青的鱼游过来，似曾相识，崔国利正琢磨在哪儿见过它，它冲着崔国利的左手就是一口，竟然有尖利的牙。崔国利躲闪开，问，你要干吗？黑鱼不理崔国利，依然冲他左手咬去。崔国利除了写字用右手，使筷子、拿刀，左手都是惯用手。

崔国利说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！黑鱼说，没错，就是我，我现在变成一条鱼，没有手筋脚筋，不怕你了，说着冲着崔国利的左手又是一口。这回崔国利没躲开，左手被牢牢叼住，牙齿扎进肉里，针刺般疼痛。崔国利想甩掉黑鱼，甩不开，又用右手去拽黑鱼，黑鱼浑身坚密，像一根橡胶棍，越咬越紧，掌心被它的牙齿刺透，疼得钻心。

崔国利疼醒了，坐起来，汗湿透全身。右手拧开台灯，伸出左手看，完好无损，却真的疼。不知道这疼是哪儿传来的。老婆半睡半醒地问他怎么了，崔国利又关上灯，说，你接着睡，没事儿，然后自己坐在黑暗中缓神。他知道，在自己的眼里，他仍是一名杀人犯，而不是崔师兄。

刚刚获得的快乐在崔国利身上消失了。搬起鱼筐来，也没有了往日的投入，还失手打翻一筐。扈明正在一旁，没说什么，跑过来帮着捡鱼，捡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崔国利仍继续去听直播课，坐在师兄们中间，却愈发觉得自己像个进错教室的杂人。

有一天老师讲的是清洗罪业，说每个人在今生和前世都做过大大小小无数错事，严重的可以叫罪过，忏悔可以让人清扫这些罪过，对已犯的错误生出悔意，并发愿未来不会再犯。忏悔有很多种方式，可以念诵口诀心咒，也可以靠做事情，比如放生。以前做的错事、坏事，本质是伤害他人乃至生命，做完掖着藏着，不愿意让人知道，越捂越发霉。放生是一种帮助其他生命的行为，无形中为心里注入了阳光。所以参加放生的人，结束后会通体喜悦，能逐渐形成做好事的习惯，也就杜绝了再做错事。

课听得大家异常兴奋，在场的人似乎都觉得自己有救了，要把放生一直进行下去。扈明注意到崔国利近期的低沉，突然问他，现在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事和为什么那么多人捐钱放生了吧，不仅帮助放生的动物，也帮助自己消罪。崔国利若有所思说，你看上去不像犯过什么错误的人。扈明笑了，说，这能看出来吗？崔国利说，你看了那么多书，还会犯错吗？扈明笑得更厉害，也带着一丝惭愧说，也说不定更会换着花样犯错误。

说着，众人就开始袒露自己做过什么错事。一个师兄说自己小时候偷拿过大人的钱，第二个师兄说自己中考的时候做过弊，第三个师兄说自己骗过女朋友，第四个师兄说自己曾经抛弃过父母。在这种气氛下，崔国利也动心了，想把自己挑断酒糟鼻脚筋的事情拿出来说一说，顺便讨教一下，这种事情是不是通过放鱼，也能消掉。但同时他也清醒地知道，以世间的标准，他犯的这种错和别人的那种错，不是一个等量级的，弄不好会让他失去放鱼这份差事。就在他进退不得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老婆急着找他。

再放生的时候，崔国利请示扈明，想带上老婆，让她也参与参与，沾沾福气。扈明说当然可以。

崔国利的老婆挺能干，四十斤的鱼筐也搬得动，顶半个男人用。扈明让她悠着点儿，她说没事儿，自己练过，打小就干活。上直播课的时候，崔国利也带着老婆，让她也跟着学学。无论老婆干活还是上课，崔国利总会多往她那边看几眼，不像老夫老妻，更像还没把她追到手。

两个月后，崔国利再来湖边，已是老婆开车，包括平时干货拉拉，崔国利也都让老婆开，他坐副驾指挥。崔国利管这个叫培养新人，他老婆——其实两人还没结婚——最近失业了，崔国利让她考了驾照，多门技能多条出路。

老婆渐渐成了崔国利家干活挣钱的人，崔国利则积极地上起直播课。有活儿的时候，老婆送他来听课，自己开车去拉货。上课地点在扈明家，扈明离过婚，现在自己住，经常在家招待师兄们。一次下了课，别的师兄都走了，崔国利特意留到最后。剩他俩的时候，崔国利问扈明一会儿忙不忙，不忙的话，跟他说说话。扈明又给崔国利的杯里续上水，两人聊起来。

崔国利告诉扈明，其实他没有结婚，只是打算和带来放生的那个女人结。扈明说，没什么区别。崔国利说，再跟你说一件她也不知道的事情。扈明问，还有别的女人？那倒不是，崔国利说，我留在这边，其实是因为老家那边混不下去了。什么原因？扈明问。崔国利并没有像倒鱼那般轻柔，直接说，我杀过人。

扈明一时没缓过来，看着崔国利，说不出什么。崔国利说，我不是通缉犯，已经服过刑，在里面待了十年。于是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最后不忘为自己骗了扈明进行道歉。

扈明说，怎么想起说这个了？崔国利说，我想问问，像这种错，也能洗刷干净吗？扈明说，老师说过，越严重的错，就越要积累更多的功德——一筐鱼四十斤，一车三百筐，总计一万五千斤，折合七吨半，你觉得放生多少车能让错误一笔勾销？

崔国利想了想说，不知道。扈明说，那就一直放下去，直到你觉得罪业被洗清。崔国利又咂着嘴，半低下头，目光看向一旁说，那要是犯了两次这种错误呢？扈明也将目光移向他处，若无其事地说，尽管放下去，全心去放，不用多想。崔国利关心地问，放鱼的事情你们会一直进行下去吗？扈明说，当然。崔国利问，两年后还会再放？扈明笑了，说，二十年后也不会停。崔国利也笑了，说，好。

这天上午崔国利和老婆放完鱼，又拉了两单货，忙到晚上六点，累得够呛。天已经黑了，老婆开着车往家走，崔国利坐在副驾驶上睡着了。到了家，老婆也累得不行，没劲儿再弄饭，只想立即睡上一觉，让崔国利自己出去吃一口，不用管她，说罢便上了床。

崔国利和老婆住在城中村，巷口都是小吃店，他吃了份红烧肉盖饭，又加了个鸡腿，吃完给老婆打包了黄焖鸡饭，带回家放到桌上，然后开车出门了。

到了一家文具店门口，崔国利下车进店，要买订书机。店员一指远处的柜台，崔国利走去拿。这儿卖的是正常的订书机，不符合他的需求。崔国利又走到收款处，问有没有大号的，店员问多大的，崔国利并排伸出食指和中指，然后横过来，冲店员比画着说，订这么厚的东西吧！店员说那得是图片社专门订论文用的那种，文化街可能有卖的。

崔国利又开车去了文化街。这里是全市文化用品最全的地方，真有。新订书机是空的，没钉儿，崔国利又买了一盒大号的长钉，装上，拿旁边不要的厚纸箱试了试，拇指和另外四指用力一捏，需要使点劲儿，才能钉住两层纸板。卖货人说，方法不对，你把订书机放桌上，手掌盖住订书机上端前沿，用身上的劲儿，一压，就钉上了。崔国利并没有照做，而是又用拇指和四指用力捏了一钉，然后说，就是它，开票吧。

离开文化街，崔国利把车开进一个别墅区。进大门的时候，他轻车熟路冲保安说了一个“送货”，杆儿便抬起，他轻松驾车驶入，将车停到小区的供暖中心门口。从这个门进去，往地下走是小区的安保中心，监控室和保安宿舍都在这里。三个多月前，崔国利老婆就在这儿上班、睡觉。

当年这里开盘的时候，为了吸引眼球，宣传上说小区内会二十四小时配备女保卫员巡逻，为业主们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。楼书上还出现了女保卫员的照片，两名英姿勃勃的女性穿着特制的保安服，带着白手套，行进在楼宇间，面颊白皙，睫毛高翘，双眸明亮。有人说，这么一来，增加了小区的危险，本来没坏人，女保卫员一出现，尤其夜间，反而招来坏人。这么说的，都不是会买这里房子的人；买得起这些房子的人，会深入了解这里的安保构成：物业也安排了更多男性保安，女保卫员只是幌子，无异于园内一株盛开的花，让业主看了感觉亲切，让来串门的朋友看了，感受小区的高大上，为业主挣足面子。崔国利的老婆当过兵，长得也不难看，挺顺利就应聘上了，一年一签合同，已经干了两年。这一年，安保中心的负责人换了，以崔国利老婆超龄为由，要辞掉她。当初招聘的条件是三十五岁以下，那时候她三十四，现在三十六，其实对工作影响不大，核心问题是新的负责人没在她身上捞到油水。崔国利老婆买了烟和酒，还备了一个红包，准备找机会送给负责人。她给负责人发了信息，说您在办公室方便的时候，告诉一声，我去找您。直到晚上八点多，负责人才回信息，说我在宾馆和朋友打牌，你来吧。她说要不等您打完再说。负责人说，我们打到天亮，你来吧，他们不认识你，并发来房间号。就这样，她取出宿舍床下备好的东西，离开宿舍，出了小区，到了负责人说的宾馆，找到对应的房间，敲了门。

屋里乌烟瘴气，但是除了负责人，没有别人。墙边的麻将机桌上散落着四家的最后一局牌，烟灰缸里立满烟头，外围也都是烟灰。负责人说，临时有事，他们刚走。崔国利老婆把带的东西放到麻将桌上，说这是一点儿意思。然后又从兜里摸出红包，递到负责人面前说，还有这个。

负责人接过红包的同时，拉住她的手说，还有别的吗？崔国利老婆闻到酒气，要抽出手，抽了三次，抽不出来，反被负责人一把搂住。他说，跟我来一次，你就继续留下上班。崔国利老婆越挣扎，箍住她的那双胳膊就越紧。他的身体向她倾倒，将她压到床上，手开始往她腰下伸。

抗争无济于事，她的力气完全处于劣势，他当过特种兵。于是她就喊。这是一家正试营业的宾馆，房间在顶楼，四周的窗口都黑着灯，不会有人听到半岛bandao体育。劲儿用光了，嗓子喊哑了，他的事儿也办成了。

他像一块铁饼一样从她身上挪开后，她哭湿了脸跑出宾馆，给崔国利打了电话。当时崔国利正在扈明家，刚上完直播课，接到电话后，他匆匆离开。

当崔国利赶到宾馆楼下的时候，老婆眼睛红肿着从马路对面的“真功夫”里走出来，告诉崔国利说，他已经走了。崔国利掏出手机，打了110。

警察进入房间后，屋内已经清扫过，空气清洗剂的味道尚未散尽，扯下的床单正在洗衣机里滚动。警察看了监控，然后来到安保中心，把负责人带上车，拉到派出所，询问事情经过。隔壁问询室是等候中的崔国利，他老婆刚刚被女警带去提取身上的痕物。

负责人承认发生了关系，但性质跟崔国利老婆说的不一样。他也展示了手机上的信息内容，说是她主动送上门来的，不算，顶多是通奸。检查结果出来，她身上多处淤血，警察问他这些如何解释。他说这都是她自愿的，当时她对他说，你想怎么弄随意，只要能留下我继续上班。他一口咬定，是她引诱他，现在倒打一耙。

警察又去了隔壁，把这话向崔国利老婆问了一遍。此前崔国利一直拉着老婆的手，现在感觉到她剧烈颤抖起来，嘴唇都白了。崔国利说，这是污蔑，罪加一等，必须严惩。警察说，光你们嘴说不行，如果是他犯罪，需要证据，现在什么都没有。

监控里也能看到崔国利老婆到来前，三个男人摇摇晃晃从这房间走了出去。他们被叫来调查，确实在屋里打过麻将，因为一人家中突然有事儿，三缺一，只好提前结束，另两人结伴去捏脚了。再一问有事儿那人，事情不假，孩子此刻还在医院输液退烧。

女警让崔国利出去一会儿，她要再问问他老婆点儿别的。老婆拉着崔国利的手死死不放，一个劲儿摇头。崔国利说他留在这儿行吗，女警说也可以，主要是为你考虑。崔国利说，我没事儿，我就一个想法，把坏逼绳之以法。女警便开始问了，第一个问题就让崔国利老婆的身体像接上了电的筛糠机，同时泪如雨崩。她问，你高潮了吗？

崔国利拉着老婆的手站起来，说，我们回去，不报案了。女警说你们等一下，她出去换了一名男警进来。说说你们为什么报假案吧，男警坐下后说道。崔国利辩驳，我们没报假案。男警问，你在事发现场吗？崔国利说，我在就发生不了这事儿。男警说，那你怎么确信你老婆说的属实？崔国利说，我当然相信她。男警说，两口子之间，靠信任没问题，我们办案信任谁，信你们，还是信他？办案讲证据，现在证据不足。崔国利问，如果那人亲口承认，算不算证据？男警说，当然算，这也叫供认不讳。

崔国利老婆是当天晚上十点多被渴醒的。先叫了一声崔国利，没人应，又叫一声，还没人应。她下了床，来到屋外，桌上放着一份打包好的饭，揭开盖一看，是她爱吃的黄焖鸡饭，旁边还有一张纸条。

我没准要离开两年，车留给你开，坚持每周去放鱼，增长力气，再有人欺负你，捏爆他的蛋。

落款，崔国利。她没看懂，就打崔国利的手机，接电话的不是崔国利，是一个警察。

三个多月前的那位男警察接待了崔国利老婆，这次见面，多了几分亲切。她想见崔国利，男警察说现在见不了了，崔国利这事儿，得判两年。然后给她讲述了崔国利供认的事件经过。

崔国利在安保中心等到负责人出来，打开手机的录音功能下了车，拦住他，要他给句真话。负责人见他举着手机，就说，你老婆犯贱就是真话！崔国利保持着平静说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负责人没接茬儿，掏出对讲机，叫人过来，有人捣乱。对讲机里说，收到收到。崔国利没有慌，依然举着手机，说，再给你最后十秒钟的机会。负责人看到他们的人正往过跑，心放宽了，说，没想到你老婆身上比脸白那么多。

话音刚落，崔国利将订书机伸到他的嘴前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右手揪住他的嘴唇，左手用力一捏，两片嘴唇被钉到了一起。负责人喊不出来，胸腔发出哀嚎，捂着嘴乱扭。崔国利一脚将他踹倒，骑在身上，按住他的脑袋，又给嘴唇上了两枚钉子。保安们赶到时，崔国利已经上了车，一脚油门，撞掉大门栏杆，直接开来警局。

崔国利老婆听完，脸上出现一丝不易察觉的笑，还是被男警看到。这种笑，让他觉得异常眼熟，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。使劲想了想，终于想起来，半小时前，也是在这里，他从崔国利的脸上见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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